摘要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到其创作的诗歌中去了，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诗人以瑰奇富丽、浪漫奇幻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形象和其忠贞思想。本文立足于屈原作品，再根据孟子“知人论世”的原则，追溯历史，把屈原放置其生活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和凸显屈原的忠贞思想。
关键词 屈原 忠 贞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用自己整个生命铸就的他的诗，他的诗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忠贞思想。借助于对屈原《离骚》、《九章》等诗歌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屈原的忠贞思想集中表现在相互联系两个方面，一是忠于宗国的爱国思想，二是执着于自己的“美政”理想和自己高洁的操守。其中忠于宗国的爱国思想又主要通过屈原的“兴国”之志、“忧国”之思体现出来的。《史记•屈原列传》和《史记•楚世家》具体交代了屈原和楚王室同宗的关系，屈原在《离骚》开篇也自豪地交代他的祖先是古代圣王颛顼。屈原的忠于宗国的爱国思想正是以此为基点的。
一、“兴国”之志
《史记》记载了屈原生平梗概，参考屈原的诗歌作品，对屈原的人生历程可以作一个合理的推断。屈原曾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秭归少年；入仕曾官至左徒。在这两个人生阶段，屈原忠于宗国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为他的“兴国”之志。在《离骚》一诗中，屈原反复借助历史上的“美政”史实来抒写自己的“美政”理想，说明“美政”是实现“兴国”之志的必由之路。那么屈原的“美政”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其核心内容是“两美相合”。君王必须具有“德”，是“圣哲”，如此“苟得用此下土”。这与战国时期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对历史上传统的德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周书》有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对于辅臣，要贤能。在“巫咸决疑”一段，屈原借汤与挚、禹与咎繇等君臣相合的史实，指出辅臣要贤能。其次要修名法度。《九章•惜往日》开篇云：“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屈原曾受怀王之命，在继承前王法典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战国的“国际形势”和楚国的政治现实，“草创宪度”。这点可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得到应证，“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立法的目的是“国富强”。在《离骚》的“九嶷陈辞”一节中，屈原借夏启、后羿、浇、桀等亡国亡家的史实，指出君王不明，任用奸小，不偱法度的严重恶果，从反面论证了实施“美政”的重要意义。
屈原的“美政”理想，除了有历史或时代的理论渊源外，还有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在春秋楚庄王时期，地广物丰的楚国，凭借其军事和经济上的实力，“伐陆浑戎，遂之洛，观兵于周郊”，“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在王室观念淡薄，宗国观念浓厚的战国时期，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霸业对于屈原来说，是引以为豪的。至战国楚悼王时期，楚悼王以吴起为相来革新政治，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着。”吴起的改革措施对楚国产生过巨大影响，楚悼王之时，楚国“南平北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祖宗的霸业和先王的复兴之路，让作为楚国宗室后裔的屈原自觉地担当起时代的责任，即改革走“兴国”之路。遗憾的是，随着楚国政治斗争形势的转变，屈原遭遇两次流放，屈原的“兴国”之志只能是屈原的理想，而不可能变为事实，最终随着屈原的沉江而化为泡影。
二、“忧国”之思
以强谏“武关之会”（公元前299年）为契机，屈原的后半生主要过着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涯，先被流放汉北三年，在顷襄王之世，又被转徙流放到更偏远的沅、湘之间，直至自沉汨罗江而亡。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屈原的流放生涯中，是屈原创作的爆发期，除早期创作的《橘颂》外，其作品基本上是在这时期用自己的生命抒写的。这时期屈原忠于宗国的爱国思想表现为“忧国”之思。
为了更清楚地论述屈原的“忧国”之思，我们把时间追溯到屈原生活的战国时期，先来分析一下战国时期的局势。以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时间上的标志，中国的历史由“尊王”“攘夷”的春秋时期进入到了诸侯间攻伐不休的战国时期。战国时期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诸侯各国纷纷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春秋时期的“宗法封建”制度和“尊王”“攘夷”的礼乐文化彻底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土地和人口为基本财富的土地私有制，于是出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纷乱局面。为了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乱局中不被别国兼并，或为了富国强兵，进而兼并别国，许多诸侯国实行改革。其中的代表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及秦国的商鞅变法。应该说，赵国之所以能在战国群雄中林立，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和“强兵”国策是分不开的。再看商鞅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其核心内容是“修刑，内务耕织，外劝战死之赏罚。”其对秦国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秦孝公任用商鞅所制定的国策及变法所取得的成效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石。
他国在革新图强，再看看楚国的现状。楚国也曾是实力雄厚的国家，至楚怀王十一年，怀王还曾为合纵长，率领六国之师叩关击秦。但到楚怀王十六年，楚国受惑于张仪，改变了联齐合纵的外交策略，转而亲秦连横，加之楚国的政治日益腐败，楚国就接连见欺于诸侯，不断损兵折将，国土日益沦丧，楚国自此国势日衰。其中为祸最深者当属秦国，怀王三十年，秦国诱骗怀王入会武关，致使楚怀王客死秦国。到顷襄王之世，楚国更是江河日下，亡国不远矣！屈原目睹了楚国政治的黑暗，见证了楚国衰颓的历史，故屈原的“忧国”之思是有现实原因的。
自司马迁以来，研究屈原的学者对屈原的“忧国”之思多有论述。司马迁和班固皆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王逸说屈原“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九章》。洪兴祖也说“屈原之忧，忧国也”，“《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屈原的忧思还融入了忧民情怀，国土沦丧，国民流离失所，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可以说屈原的“忧国”之思的内涵是丰富的，即忧时、忧国、忧民。
简而言之，屈原忠于宗国的爱国情怀表现为：当身处庙堂之上能有所作为时，屈原致力于“美政”理想的实现；当时、政日非，身处江湖之远时，屈原忧时、忧国、忧民。时局纷乱，国事日非，国势日颓，命运多舛，身处乱世中的屈原唯一不变的是他爱国情怀和对“美政”理想的执着及“独立不迁”的人格。
三、“坚贞”人生
时穷节乃现，不断遭受流放的屈原对内忧外患的宗国的依恋和热爱之情是“深固难徙”的；屈原对“美政”兴国的信念是矢志不渝的；身处“众皆竞进以贪婪”、“竞周容以为度”的浊世，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始终坚守着“独立不迁”的原则，决不屈服于世俗而随波逐流。这些应该就是屈原的“坚贞”，所谓坚贞，就是忠于自己信念，坚定不移。屈原的人生，就是用行动和生命诠释“坚贞”的人生。
屈原对于宗国的依恋和热爱之情是毋庸置疑的。屈原在《橘颂》中借物喻人，直率地表达了这种感情。“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树生于南国，“受命不迁”，生于斯长于斯而恋于斯。如果橘树被迁出南国又会怎样呢？《考工记》有言“橘逾淮而北为枳”。诗人赞叹橘树是嘉树，嘉其“受命不迁”的品质，诗人又何尝不是在赞叹自己的宗国之情呢？执着于理想而在现实中又找不到出路的屈原一度也曾困惑过，是前往他国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还是“穷困”“流亡”于宗国，这是个问题。在《离骚》灵氛占卜决疑、巫咸劝其远走他国两节中，诗人以对话的方式，充分地展现了内心矛盾的两个方面——去与留。在策士横议的战国时期，屈原欲往他国的念头是有现实基础的。不同的是，策士大多追求的是权利，屈原追求的是理想。楚国不可为，时不我待，屈原“远逝”“求女”的思想一度占据了上风，择吉日而远行。其“远逝”结局又如何？“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的宗国之恋使屈原最终留在了楚国。
屈原对“美政”兴国的信念是矢志不渝的。屈原不会因政治迫害而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更不会因世俗之见而随波逐流来放弃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反复陈述自己对这一理想的执着，屈原深知“美政”兴国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是“路曼曼其修远”。为了理想，屈原“上下而求索”，《离骚》中的“周游求女”就是诗人追求理想的诗意表达，“周流”表明求索的艰辛历程。“求女”以失败告终，象征着屈原的理想在楚国的彻底破灭。执着于理想的屈原又将何去何从？“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从彭咸之所居”说明屈原为自己安排好了归宿。后来屈原自沉汨罗江而亡，用死来殉自己深爱而又患难的祖国和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对于屈原的沉江，司马迁叹息道“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屈原执着于“美政”兴国的理想，与他的宗国之情有关，与他“独立不迁”的处世原则也有很大的关系。“独立不迁”表现在做人处世方面，就是屈原坚守“中正”原则，决不屈从于世俗而背弃自己的原则。可以说《橘颂》一诗也是屈原的人生宣言。在屈原看来，要做到“独立不迁”，必须心胸开阔（“廓”之意），不为私欲所羁绊（“无求”之意），无欲则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苏世”之意），才能明辨是非，不致于随波逐流。屈原的独立不迁还表现在其“修己为常”的人生态度上。《离骚》多次写到诗人采摘芳草香花，来作为自己的服饰或饮食，象征着屈原的修洁之行。在“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的浊世，其“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常顑颔亦何伤”的人生态度又是多么的令人折服！无怪后人评价“蝉蜕污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追溯历史，屈原的忠贞思想朗若星辰，令后世敬仰。在礼乐文化逐渐走向坍塌的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出奔”现象普遍。在争夺权利的政治斗争中，失败者往往奔往他国。由于文化观念和时局的原因，“出奔”为时人接受，出现了“虽楚有才，晋实用之”的人才流动现象。时至战国，策士横议，其中苏秦“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人生观道出了大多数策士的心声。为了追逐功名富贵，他们像“争利者于市”的商人一样，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不管策士们的各自命运及其历史影响如何，策士横议现象则是时代的特征。司马迁就这一时代特征曾叹息“屈原以彼之才，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较之“出奔”和策士横议现象，屈原的忠贞思想震古烁今。“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如此敬仰屈赋，不仅因为屈赋的艺术，更主要的是屈赋所凝铸的忠贞思想。
（刘青山 发表于安师大出版刊物《学语文》） |
